映象新闻

我之所以把美国来作为一个参照，就是因为中国也在经历类似的转型。

再次，金融交易，如果去上交所、深交所和外汇交易中心一看就知道，基本上全是数据处理和网络化通信在运作，以至于交易大厅早就变得没有必要了，保留下来或者是为了有时可以参观一下留作纪念。如果用倾销和补贴的办法来抢占市场份额，先实现自己成为赢者，然后再把其他的竞争者打掉或兼并掉，这种做法会导致不公平竞争，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市场扭曲，事后会造成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采取的策略是，只监管发牌机构，谁在我这里申请牌照，我给了牌照了才归我管，否则我不管。人们已经看到，相比某个共享单车公司倒闭后产生的亏空，P2P网贷出问题造成的损失有可能大几个数量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会大得多。因为央行的声誉不光体现在科技路线上，更主要的是事关货币政策的声誉。类似责任问题还曾发生在非法集资（当时问题还没有搞那么大）究竟由谁管的问题上。因此，如果想采取支持、宽容，或者说绝不当绊脚石，就需要非常慎重地运用许可、牌照的办法。

通过利益输送、利益交换换来其他有用的东西，对其整体经营或个人有好处。第二，基础的财务竞争性取决于通用且一致的会计制度，包括资本、不良、损失、拨备等各项主要指标的衡量，都是建立在会计基础上的，所以必须要有基本的制度。如果商人追求必要的或高尚的目的，他就更是合法的。

阿奎那强调，对于商业赚钱行为，应该既不谴责也不鼓励，尤其是如果你最后把所赚的钱捐献给教会和社会，那就更加没问题了。教皇要求每个基督徒都必须进行精神或肉体的劳动，通过自己额头上的汗水来获取面包，否则会被驱逐出教会并被判刑。在1274年，里昂大公会议甚至规定，任何人胆敢把房子给放贷者暂住，必将被开除教籍。加尔文当时是日内瓦大教堂的主教，受马丁·路德影响之后，他在16世纪中期为有息放贷正名。

那么，这个局面维持到何时才结束呢？什么时候基督教开始允许有息借贷并全面开放金融呢？实际上，基督教在教义和伦理上承认用钱赚钱的道德地位非常关键，否则，资本主义在西方会缺乏发展的道德基础。尤其是13世纪中期的阿奎那，他对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哲学影响巨大。

一方面，他依然指责放贷取息是不公正、不道德的。那么，为什么新教改革对于后来的金融发展那么重要呢？是韦伯夸大了吗？这些是我们应该多思考的问题。信徒买赎罪券只能豁免凡世间的罪恶。第二，加尔文受马丁路德的思想解放影响，在16世纪中期挑战教廷对《申命记》关于有息放贷禁令的解读，认为有息放贷跟收地租、房租一样的正当合法。

而荷兰、英国、德国和北欧都转型为新教，尤其荷兰和英国信奉的是加尔文宗，他们完全接受加尔文的新教商业伦理，包括有息放贷和用钱赚钱金融业务的合法性。是什么促成教会改变对有息放贷的立场呢？今天我们就谈新教改革与金融解放的话题。他们是未来的商人，是时间的商人，从16世纪开始是金钱的商人。主要论点是：得到上帝赦免的唯一途径是悔改，赎罪券只能赎买人世间的惩罚，但不能赎买炼狱中的刑罚，因为那是上帝所加的刑罚，教皇无权减免。

你知道，炼狱介于天堂和地狱之间，如果人在死前只有轻微的罪孽或者做了完全的忏悔，那么，通过炼狱里的清洗能把罪孽去掉，因为大多数罪人，并非完全好也并非完全坏，这样在炼狱之后，还能去天堂。到了1311-1312年，即使讨论有息放贷是不是一种罪过，也被维也纳大公会议视为异端邪说而遭到谴责。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教改革 金融解放 。在一个任何意识都是宗教仪式的社会里，障碍首先是——并且最终也是宗教的。

从16世纪中期开始，在加尔文和其他改革派神学家的推动下，基督教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一是继续信奉罗马教廷的天主教，一是抗拒罗马教廷的新教，这一阵营对《圣经》，特别是对《申命记》的解释做了修正。一位12世纪的红衣主教总结道，这样一来，所有的有息放贷者、叛乱分子和掠夺者都消失了。那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反对赎罪券，抨击罗马教廷。1517年大量出售的是全大赦赎罪券，也就是，你花钱可以赎买过去所犯的所有罪过，说是能让你恢复到初生婴儿的纯洁状态。加尔文的学说 马丁·路德虽然挑战罗马教廷，但是，他对有息放贷恨之入骨，坚决反对。教会对商业的怀疑也是显而易见

我国民营经济对税收、GDP、技术创新、城镇就业、新增就业的贡献分别超过了50%、60%、70%、80%、90%，民营经济在经济全局中已经占据了重要地位，我们的认识也要与时俱进，保障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网财经：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有效缓解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这一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王小鲁：中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有两方面原因。

2001年开始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把政策改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顺应了一般规律和市场趋势。这同时也意味着需要解决金融行业的公平竞争问题。

而且这个作用是双向的，中国的外贸发展也满足了世界各国的各种需求，并给他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农村七八亿人，只有20亿亩耕地，农业收入非常低。

中国网财经：为什么说20世纪80年代，在不改变当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价格双轨制改革是唯一合理可行的选择？ 王小鲁：原来的体制，所有产品都由政府定价，短缺时不许涨价，卖不出去也不许降价，计划又赶不上变化，结果供给和需求总是无法平衡。这也是符合我们自己利益的。那时候有的农民口粮不够吃，到集体地里掰几穗玉米偷拿回家，被查到了还要受惩罚。中国能走上改革之路，就是因为从党政领导到普通百姓，很多人看到了必须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除了允许农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还需要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在产前产后的营销、采购、引进新技术、品牌建设、融资等环节实现自愿联合，壮大力量。中国网财经：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促使城镇化进一步加速发展的原因有哪些呢？ 王小鲁：2000年前后，政策有了进一步变化，政策从限制农民工进城转向鼓励农民工进城。

这些政策改变加快了城镇化发展。例如当时纺织品、服装短缺，建筑材料短缺，地方政府就可以自主投资建纺织厂、建材厂，满足了市场需要，带动了增长。

因此随着民营经济日益发展壮大，地方政府需要退出竞争领域，集中精力搞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同时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法治环境，成为服务型政府。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36%上升到50%，城镇人口增加了两亿人，全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从41座发展到125座。

只有民间小型金融机构能够依靠熟人社会轻松掌握企业信息，建立互信关系，能以低成本、低风险开展小额信贷。要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只有靠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靠要求大银行给小微企业贷款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以下为访谈实录： 中国网财经：欢迎王小鲁所长做客今日头条财经频道金融读书汇栏目，作为改革的亲历者和长期研究者，您认为中国为什么走上改革之路？计划经济体制有哪些成就和代价？ 王小鲁：我在《改革之路——我们的四十年》一书中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叙述。随着市场调节的部分越来越大，市场价格就替代计划价格占了主导地位，大体平稳实现了价格转轨。

随着城镇化进展，还会有大量村庄占地闲置荒废。建国后和实行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在经济上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经济独立了，推进了工业化，建立了比较全面的工业基础，还搞出了两弹一星。

随着城镇化发展，乡村人口在逐渐减少，村庄占地（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闲置越来越多，土地资源需要通过有偿转让实现有效配置。第三，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和大数据的应用另辟蹊径，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了非常有希望的新方式，而且很有可能对传统融资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

今天，我们需要开放的领域还要继续开放，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地方还要继续改革。此外我们的银行业风险管理应转向以有效及时的事后监管来防范风险，同时降低行业进入门槛。